中国的开放型经济

    2010年，中国正式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此之前，日本稳坐世界经济“第二把交椅”长达42年。这一切都得益于改革开放，而 中国的“开放”与“改革”，究竟哪个在前，哪个在后；到底哪一个是主要的, 哪一个是次要的; 何者为因, 何者为果;是改革对开放的促进作用大还是开放对改革的促进作用大;进而言之, 改革更重要还是开放更重要; 等等。就改革而言,可以肯定地说, 中国的改革是一种典型的“开放式改革”,邓小平同志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指出:“改革开放应该是开放改革” ,改革的历史取向、实际步骤等方方面面都自觉不自觉地受到开放的很大影响。所以，改革与开放的辩证关系应该是：开放本身就是改革，改革就是为了开放，开放左右改革、开放引致改革、开放促进改革。我们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形成其实就遵循了开放——引进来——走出去——再开放的路径，这种经济体制（模式）就是典型的“开放型经济”。
 

  一、开放型经济之于中国

   时间：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历史节点

   节点1：1978年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最早酝酿了对外开放的方法和任务：“我们要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自己不懂就要向懂行的人学习，向外国的先进管理方法学习。”这是我们中国的领导人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提到“向外国学习”。
   节点2：1979年7月15日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立经济特区。
   节点3：1980年12 月,邓小平在《贯彻调整方针, 保证安定团结》的讲话中指出, “ 要继续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前提下, 执行一系列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 并总结经验, 加以改进”,从此以后,“ 对外开放”这个科学术语为国内所接受, 并正式沿用下来。
   节点4：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正式将对外开放确定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节点5：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开放型经济体系不断完善，开放型经济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
 

    空间：开放型经济的前沿阵地——先行先试，经济特区的“特区经济”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设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五大经济特区”，而经济特区中最典型的代表——深圳的实践证明，经济特区的确已经成为技术的窗口、知识的窗口、管理的窗口、对外政策的窗口，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成为了中国最具活力、最能体现开放型经济之魅力的热土， “深圳速度”作为世界经济增长速度之最令世界称奇，更作为一种经济现象令世人称道，1979年深圳特区设立之初的GDP总量仅为1.96亿元，仅有３万多人口、两三条小街道；到2009年，人口超过1400万的深圳GDP总量已达8201亿元，GDP总量比1979年增长979倍，年均递增25.8％。截至2013年，深圳GDP总量达到14500亿元，规模已达1979年的7398倍。

2013年8月22日，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的“特区经济”又迈入了更深层次的试水阶段和一个全新的发展轨道。
 

   格局：开放型经济的一项标准、两种模式、三个层面

   开放型经济之于中国，有一项标准、两种模式、三个层面。

   一项标准就是开放，在中国这个封闭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长达几千年的古老国度，构建一个开放的市场环境，需要开明开放的政府和配套制度、需要具备开拓精神和国际视野的企业和企业家、需要社会用开阔的胸襟去接纳不同国情和体制下的价值观和思想文化。

   两种模式就是“引进来”和“走出去”，我国政府对于“引进来”的理念基本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不但要能引进来，还要留得住、靠得住、带得动。留得住：让外国资本能够扎根本国、服务本国；靠得住：一是经济上靠得住，二是政治上靠得住；带得动：利用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理念带动本国的产业发展。

   “走出去”战略自1997年开始实施，2001年，党中央在关于“十五”计划纲要《建议》中，首次把“走出去”战略与西部大开发战略、城镇化战略、人才战略一起作为国家四大战略提了出来。中鼎国际也正是在“走出去”国家战略和开放政策的指引下，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吸引下，走上了一条海外创新创业之路。

   三个层面就是外资、外贸、外经。
   外资：在中国，开放型经济的三个层面中，我们最早接触到的是外资。国际上有一个共识：中国是世界的工厂，这里有广袤的土地、丰富的资源、充足并廉价的劳动力。同时，这里又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拥有最多的人口，最强的消费能力以及“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外资的进入造就了一种共赢的局面：外商在中国投资设厂，从原材料采购——加工制造——投放市场，都享受到了“一站式服务”，而像麦当劳、沃尔玛、大众、丰田、松下这样世界知名品牌和其优质的产品，也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人的物质生活。2013年，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1175亿美元，同比增长5.25%，居世界第一位，中国仍然是全球外商投资的首选地。

   外贸：外资的引领和带动，给中国的企业带来了先进技术和管理理念，也让中国的企业家、甚至是个体户都开始对“内需”和“外需”这两个经济学术语有了概念，并尝试着去探索内需之外的广阔市场。在个时候就出现了开放型经济的雏形——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就出现了，从原材料到产成品，中国的全产业、全行业几乎都融入到了出口这条产业链上，也让“Made In China”仅用短短数十年的时间就占领了全球市场。2013年，中国正式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货物贸易额达到4.16万亿美元，其中出口额2.21万亿美元，进口额1.95万亿美元，仍然保持着贸易顺差国的地位，去年平均每天的贸易额是114亿美元，相当于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一年的贸易总额。

   外经：“中国制造”的走出去带动了“中国建造”和“中国资本”的走出去。开放型经济下的对外经济合作不是新中国建国之初接受苏联经济援助，或者援建“坦赞铁路”这种形式的合作，其经济意义远远大于政治意义，它包含了5种形式：对外投资、对外工程承包、对外劳务合作、对外援助、对外工程设计咨询。对外经济合作同时也是开放型经济的最高层次，为什么这么讲，通俗地说：外资是用我们的资源，赚我们的钱和别人的钱；外贸是用我们的资源，赚别人的钱；而外经是用别人的资源，赚别人的钱。它与外资、外贸的最大不同，就是要以人为载体，直接在目的市场的属地开展跨地域、跨文化的经济活动，企业面临着“千奇百怪”的国情、宗教、文化、法律、甚至是习俗的考验。

   江西的“三外”：关于江西省的“三外”情况，我与大家分享几个数字：2013年，江西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91.33亿美元，同比增长7.35%；外贸总额367亿美元，同比增长10%，其中进口86亿美元，出口281亿美元。外经方面,对外工程承包完成营业额22.7亿美元，同比增长23.4%，对外投资5.38亿美元，同比增长47.4%，劳务输出人员5937人，同比下降2.4%。江西的“三外”在全国的总量中虽然占的比例偏低，但落后也意味着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从各项数字的增长率来看，我们的开放型经济正在蓬勃发展中！
 

   二、中国开放型经济的转型升级之路

    伴随着改革开放应运而生的开放型经济支撑了中国经济35年的飞速发展，可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开放型经济的发展，既是二战后经济全球化趋势下的一种被动选择，也是中国人渴望改变贫穷落后局面的一种主动求变，带来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全面发展和长期繁荣，也出现了诸如产业结构失衡、城乡差距增大、发展方式粗放、产品结构低端、产能过剩等方方面面的问题，特别是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格局产生了深刻变革，结构性、周期性、长期性的危机到来，中国作为当前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中国的开放型经济作为经济全球化链条上重要的一环，它所面临的转型升级任务也显得迫在眉睫。之前说过，开放型经济的两种模式是“引进来”和“走出去”，那么开放型经济的转型升级，其实也就是如何更好的“引进来”和如何更好的“走出去”的问题。今天，我用五个方面的“引进来”和“走出去”来解答这个问题。
 

   持续增量引进来、过剩存量走出去

 

   持续增量引进来。2011年开始，在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出现了大批工厂倒闭、用工荒、外资撤资的现象，其中大部分的外资企业撤资原因是“成本上升，特别是用工成本上升”。在外资出逃的形势下，我们应该开辟新的引资思路,培育新的外资经济增长点。解决这个难题，最好的办法就是引领外资“西进”，促进区域间的协调发展，而我们江西恰恰就是承接外资“西进”最具优势的省份。首先，江西在地域上是中国唯一的上承长三角、下接珠三角的省份，与东部沿海地区一衣带水，有着其他中部省份无法比拟的区位优势，拥有沪昆高铁、长江水道、沪昆、赣粤高速等交通基础设施。其次，江西是一个人口大省，劳动力供给充足，用工成本相对较低，可以大大缓解外资企业的成本压力。江西省应该加强政策引导和调节，引导外资企业向从东部沿海地区向江西转移，促进我省工业化、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使外资在这里重焕新生，成为江西省新的经济增长点、持续推动中国经济发展。

    过剩存量走出去。中国有两大严重过剩，一是产能严重过剩，二是外汇储备严重过剩。目前，中国的煤炭、钢铁、建材、光伏、电力等诸多行业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产能过剩现象，造成的后果就是企业产品库存过多、产品价格大幅下跌、利润严重缩水、大量的资源浪费等，经济危机中推出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使得中国的产能利用率已经从危机前的不到80%下降到今天的60%左右。另外，到2012年中国已拥有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折合人民币超过20万亿，是中国政府年度财政总收入的2倍，是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2，而且每年还在不断递增，2013年，外汇储备的增加更是达到历史最高水平——5000亿美元！另一方面，美元的持续贬值正在掏空中国的外汇储备，据不完全统计，2007-2013年，因美元贬值造成的中国外汇储备损失，高达7000亿美元，按照一艘“辽宁号”航母的造价35亿美元来计算，过去的6年时间，中国损失了大约200架“辽宁号”航母！近几年来，全国性的产能过剩导致了原本就开采成本高、安全压力大的江西煤炭陷入困境，加上中美、中欧之间“光伏产品贸易战”的殃及，使得江西的煤炭和光伏行业成了产能过剩的“重灾区”，这个问题万万不可忽视，企业倒闭、员工失业不但会造成财政缩水，还可能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中国巨量的外汇储备对于资源丰富、工业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是一块大的“蛋糕”，我国已经成立或者拟成立多家区域性和政策性的出口信贷银行、通过资本输出将国内过剩的产能转移至资本短缺的发展中国家，江西的煤炭、光伏行业应该抓住这个政策机遇，利用我们在井工开采煤矿的技术优势和良好的光伏产业基础优势将过剩的产能释放“出海”。

 

   优质要素引进来、优势要素走出去

 

    优质要素引进来。衡量一个国家经济是否是可持续发展的标准，是各生产要素的配置水平和发达程度，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个尴尬局面就是“穷得只剩下钱了”，我们无论在人才、技术、管理、信息、营销网络等高级要素方面，都无法与同等水平的发达国家相提并论，这也导致了我们的产品结构单一低端，难以融入全球价值链。我们江西也是典型的“基本要素强、高级要素弱”的省份，招商引资最直接的目的肯定是发展经济，但如果要实现外资带动我们的产业发展，还要通过外资企业的平台培育一批高端人才、通过结成战略合作伙伴融入他们的全球营销网络，并将他们带来的先进技术、创新思维、科学的管理方法和企业制度转化为自己的生产力。江西山好水好，造就了我们质量上乘的农产品，但我们的农产品附加值其实是很低的，如果能通过外资先进技术+管理理念+营销网络的模式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江西的农产品一定能够享誉世界！

    优势要素走出去。高级要素并不意味着绝对的竞争力，基本要素方面具备的比较优势，也能创造巨大的价值。那“中国要素”的比较优势究竟在哪呢？资本和劳动力，依然是我们最大的优势。首先是资本，当前中国内需不足，闲置资本大量囤积，中国每年的储蓄占GDP比例高达40%以上，大约43万亿元，位列世界第一，如果政府能够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和机制制订将这些闲置的资本转换为对外投融资运作平台上的资金，将大有可为。其次是劳动力，作为世界上劳动力最充沛的国家，中国的劳务输出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当前欧美发达国家劳动力严重供不应求，是全球吸收外籍劳务人员最多的地区，特别对于护士、医生、海员、家政服务、妇幼保健、熟练技术工人等工种的需求十分强劲。江西的民办教育、职业教育一直以来都走在全国的前列，正是基于当前国际劳务市场的需求和我们的这种优势，江西的职业教育也应该有针对性地培养一批语言+技能的复合型劳务人员，打造特色、高端的“江西劳务”。

 

     集约产业引进来、高新产业走出去

 

    集约产业引进来。经济发展方式之粗放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中国经济未来的可持续发展，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单位GDP能耗均大大地低于中国，绿色、低碳、环保在其国家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一种产业理念，而实实在在地成为全产业的共识。目前，欧美等发达国家已经着手征收“碳关税”，首当其冲的就是中国的高单位能耗产品，有专家预计，一旦“碳关税”实施，中国将有大批高污染、高能耗的的出口型制造企业被淘汰。我们在引入外资的取向方面，除了在环境影响、资源消耗方设立门槛，更应侧重于引进那些掌握了尖端的绿色、低碳、环保、节能、智能技术的企业进入中国，除了降低他们自身对资源的消耗、环境的破坏之外，还能带动中国的节能环保产业的发展。鹿心社省长在央视举办的省长论坛上曾有这样的言论：“对于那些能耗高、污染大、破坏生态环境的企业，我们江西一律不欢迎！”

    高新产业走出去。高新技术产品也是国际市场上最吃香、附加值最高的产品，中国在航天、超导、纳米等领域掌握着许多世界顶尖技术，如果能及时地将这些技术转化为产业、产品，中国的高新产业将在国际市场上长袖善舞，一改国际市场对中国制造=廉价+低端的印象。中国的高铁技术目前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同时也具有最广阔的市场前景，据国际铁路联盟统计，未来10年的海外高铁基建市场容量将达到3万亿。 目前我国与多个国家签订了铁路建设合作意向。90多个国家希望中国能给予高铁技术和建设的支持。当前世界处在产业转型的节点上，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将是未来产业发展的新方向。可以说中国与世界、江西与全国都处在新一轮产业竞争的起点上，我们要依托江西的特殊的资源优势（如稀土、多晶硅等），在新材料领域打造、产融贸、产学研一体化的高新产业链，在新一轮的竞争中实现弯道超车、进位赶超。
 

     结构优化引进来、中小企业走出去

 

    结构优化引进来。产业结构是否合理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准，中国的产业结构失衡的问题由来已久。目前，三大产业在我国GDP总量中的比重是第一产业占10.1%、第二产业占46.8%、第三产业占43.1%，而在欧美等发达国家、三大产业在GDP总量中的比重基本上都基本保持在，第一产业%1-1.5%、第二产业20%-30%、第三产业70%-80%的水平，发展中国家的第三产业比重平均水平为50%，而中国却是44%，低于平均水平，对产业结构进行优化调整，是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重大课题之一。目前，外资在我国产业结构占的比重中，第二产业仍然是首选，这反而加剧了中国产业结构的失衡，所以我们江西的招商引资工作，一定要与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方向的一致，要大力引进外资进入农业、有选择性地引进外资进入工业、重点引进外资进入第三产业。旅游业是第三产业中经济带动能力最强的产业之一，江西的“七山一水”是发展旅游业的先天优势，在现有财政能力有限的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开放思路，引入外资带动江西的旅游业的发展。

    中小企业走出去。中小企业旺盛的生命力和推动力，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且已成为我国经济的中坚力量，为什么这么说，我有一个“456789”可以概括：我国目前有中小企业4200多万家，他们贡献着约50%的税收、60%的GDP、70%的出口和80%就业岗位， 99.8%的企业属于中小企业。而在我国的走出去企业中，绝大部分是国有企业。一方面，中小企业大多是民营企业，民营企业“走出去”相对于国有企业其实具备许多体制机制方面的优势，但政府对于民营资本的扶持力度非常有限，民营企业“走出去”获得的政策、金融等支持相对偏少，中小企业宁愿参与国内惨烈无序的竞争，也不愿“孤身出海”，在入围2013年ENR国际最大承包商250强的53家中国企业中，竟没有一家是民营企业。另一方面，中小企业自身体量小、抗风险能力弱，国际化人才不足。导致在海外市场难以形成规模经济，往往走一种“短平快”、“游击战”的模式。中小企业走出去，需要政府和企业的双轮驱动，首先，政府要给予企业必要的资金和政策扶持，提供国外市场的政治、法律、税率、基础设施、项目、风险等方面的市场信息服务。其次，企业自身也可以通过进入国有大型企业的海外产业链（如分包、物流、劳务输出等方式）、或者组成多个企业联合体等方式“曲线出海”。如此一来，中国的中小企业在国际舞台上，势必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普世价值引进来、中国文化走出去

 

    普世价值引进来。长期以来，中国人带给外国人的负面印象中，除了形象邋遢、什么都吃、质量低劣、没有信仰等等消极印象外，还有一点就是“很难交流”，为什么会很难交流？有人说是因为语言的问题，但沟通不等同于交流，只有思想上的碰撞与契合才能被称作交流，语言只是沟通的基础，世界观与价值观的交集才是交流的基础，这个交集就是 “普世价值”。普世价值可以这样理解：不分领域，超越宗教、国家、民族，只要本于良知与理性皆为所有或几乎所有的人们认同的价值和理念。中国几千年来的“天朝上国”优越感加上文革十年的意识形态教育造就了中国人狭隘的世界观，总是习惯于“我怎么看待世界和他人”，而不是“世界和他人如何看待世界，如何看我”，在这种狭隘的世界观指导下，中国人远离了普世价值，转而用一种“冷战思维”去理解政治和经济，用中国的传统道德观念去理解社会和文化，用“马克思唯物主义”去理解宗教和信仰，常常在国际上闹出很多笑话，也进一步导致了国际上对我们的误解和反感，间接造成 “难以交流”的中国人“走出去”处处碰壁的的尴尬局面。所以，我们在不断完善我们的开放型经济体制的同时，既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要尊重普世价值，认识并认可广泛的世界内对于“爱与和平、自由与平等、公平与正义、民主与法制、契约精神”的理念，让中国不再成为这个“美丽世界的孤儿”，拥有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相称的尊严与地位。

    中国文化走出去。中国是个文化大国、曾经拥有世界上最灿烂的文明与最富饶的财富，但中国又是一个文化影响力小国。美国一个仅仅拥有200多年历史的国家，可以说它的文化相对中国来讲是相当贫瘠的，但它对于当今世界的文化影响力却是惊人的，“迪士尼”、“好莱坞”、“格莱美”不但引领着全球时尚文化的走向，作为一个产业，也带来了巨额的经济回报，甚至连“中国梦”，也是受到“美国梦”的启发而生。好莱坞大片《阿凡达》，全球总收入是30亿美元，利润是4亿美元；中国广东一家大型造船企业，年收入是65亿元人民币，利润是5亿元人民币，这部影片的收益是这家造船企业年产值的3.1倍，利润是5.3倍，另有一个惊人的数据显示，4亿美元=中国出口58.2亿件衬衫的利润。我们的隔壁邻居韩国，无论从文化传承还是民族习俗上都受到中国“汉文化”的影响，但以韩剧为代表的“韩流”文化却在影响着当下中国的年轻一代，一部《来自星星的人》让“炸鸡和啤酒”“都教授”“二千”等一时成为中国最热门的词汇，就连王岐山同志在参加两会北京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也曾提到了这部剧。文化产品是一个国家“走出去”创造价值的极致！用文化影响全球，也是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极致般地体现！近年来，“汉语热”席卷全球，截至2013年底，全世界已有120个国家(地区)建立了440所孔子学院和646个孔子课堂，共计1086个，全世界学习汉语的外国人约达到1.5亿人。遗憾的是，孔子学院的风靡也恰恰说明了世界各国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几乎仅限于中国传统文化，而对中国的新文化和先进文化尚未有全面理性的认识。另外，孔子学院并也不具备产业性质，缺乏输送经济价值的能力。当前，我国的文化产业还十分落后，文化产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贡献，远远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去年，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仅占同期GDP 的3.7%，文化产品出口占全球市场比重不足4%，大大低于发达国家10% 以上的水平。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几何，主要看它的文化影响力，从美国的例子可以看出文化对于一个国家国际地位和经济发展的贡献，我们应该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打造优质的文化产品，培育文化产品的传播平台，以文化产品作为突破口和桥头堡，将是中国文化“走出去”要迈出的第一步，而“走出去”企业作为“中国文化”的载体，更应该主动担当起传播中国文化的历史重任。

 

     改革开放挽救了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了中国，无论是站在过去、现在、未来的哪个角度看，开放型经济都将长期引领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决定》指出要 “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以开放促改革”为开放型经济的转型升级之路指明了方向和路径，是我们今后一段时期内开放型经济工作的原则和重点之所在。
 

     今天“移动课堂”走进中鼎国际，这个课堂不是什么学术的殿堂，我今天所讲的内容也不是什么思想的盛宴，“中国的开放型经济”这堂课只是我作为一名开放型经济体制下的企业管理者长期的观察和思考所得，在座的有许多长期从事开放型经济研究和管理工作的同志，欢迎大家今后与我交流分享，谢谢大家！